工作经验:宝博民国时期国民党党部专员是什么职

宝博很高兴回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国民党本身的组织结构关系,这个组织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一下满满的干货。先概括一下国民党的政务、党务组织的基础主要有两条主线,另外纠正一个问题,国民党不存在所谓的党务专员,只有党部主任委员、党部书记长、党务整理委员、党务特派员:

1.属于二陈兄弟的:中委会-----中央俱乐部---励进社----中统-----党员通讯局-----法务部调查局

2.属于黄埔系的:黄埔同学会(包括孙文主义学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查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

宝博下文先介绍国民党最重要的中央委员会部分。

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CC(中央俱乐部)------励进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

1.发展和管理国民党党务的在早期是丁惟汾(1924-1927),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短促的。由于丁惟汾的年纪大了,在1928年丁惟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训练部部长,并且有意隐退,这个时候把中常会交给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进行管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很年轻是新人,尔后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干将,由此开始对国民党在四一二清党以后的改组,逐渐控制了党务、政务的所有权力,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

宝博2.中央俱乐部时期(CC)1928年以后陈立夫在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1年又兼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由此逐渐形成了党务、政务、情治三位一体的系统,其染指范围为地方党务、地方教育、文化舆论和邮电的检查控制工作,对民众进行思想的控制的舆论的引导作用,其主要党报有《中央日报》、《国民日报》(各地区的)、《党务指导报》以及各地的党务训练所等都成为了陈果夫、陈立夫活动的重点地带,CC系办的报刊有《政治评论》《社会新闻》,后来增加了《中兴日报》,CC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南方。下面概括的介绍一下各省的党务开展情况。

二.CC在各地的党务概况

一.比如江西系统的段锡朋、程天放等都是有名的CC系人员,这些人始终活动在中国的南方,但是江西又是政学系熊式辉的地盘,往往不会给CC分子任何渗透的,因此段锡朋曾在1928年-1930年1月期间短期担任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后被前赣军将领赖世璜的部下熊式辉排挤调离,江西成为了政学系的天下,如王又庸,王忱心,文群等先后控制了江西的党务、政务。于是陈立夫就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在江西省发展秘密警察的策略从明显的控制到暗中的渗透,挂牌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中央委员会调查室,并设主任一职。于是,CC系在江西的势力也就日渐萎缩了,甚至消亡了。

宝博二.中央俱乐部的重点自然是在江苏、浙江两省,如江苏的叶秀峰,早在1929年叶秀峰就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特派员、指导委员等职务,是江苏的建党元老,后历任党员通讯局局长(由中统改组),在江苏的其他CC分子还有吴醒亚、余井塘、赵棣华、赵棣华等人,中央俱乐部在全国的控制最强的几个省份中以江苏。浙江两省为最强,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党务、政务工作在这两省开展得最为得力,也是最早开展的,当然还有张厉生也是从江苏省出道的,都是CC系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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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徽地区,这一地区的党务活动的开展应该是在1928年前后,主要人物有管鹏、汤志先、杨虎、凌铁庵、柏文蔚、陈调元等人。但是以上的这几个人都不是CC系的干将,只是地方的元老,我们用排除法排除一下。首先是管鹏,这个人是安徽辛亥革命时期起义的老革命家了,他的情况和凌铁庵的情况比较类似,CC系也只是象征性的把他们作为尊佛那样供起来,管鹏曾任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凌铁庵曾任安徽省党部书记长。至于杨虎,虽然是安徽省宁国县人,但是长期在上海活动,主要地点也不在安徽,在四一二政变期间曾任上海警备司令,故此,也不大可能进入CC系的核心。陈调元是安徽的降将,从北洋政府的军队输诚过来的,那就更不可能为CC分子所重视了。柏文蔚则是地方武装国民革命军第33军的军长,以威望出任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最后CC分子只能拉拢年轻的汤志先作为CC势力在安徽的代表了,CC在抗战期间在安徽的党权最终还是被新桂系的张纯义和李品仙夺走了,桂系先后任命杨绩荪和阳叔葆为党部主任委员和书记长,架空了二陈兄弟在安徽的势力。

四.湖北地区,这个地方在1931年之前先后被鄂军夏斗寅、何成濬等占领,1928年又被新桂系的胡宗铎、陶钧占领。胡宗铎兼任武汉市政务委员会中将主任、武汉市党务整理委员、指导委员会委员,任命潘宜之为湖北省党务训练所所长兼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胡宗铎任职务期间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发表鄂籍人员(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19军)两军成员兼任,名单如下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桂系指定):

党部主任委员:潘宜之,副主任委员 麦焕章

委员会委员:林逸圣、李石樵、严敬、李纪才、刘和鼎、郑重

不久以后新桂系从湖北撤出,西征军占领武汉,程潜任两湖善后委员会督办,后来湖北地方势力基本被CC分子肃清,1933年11月CC势力和中统势力终于得以进入湖北,CC分子迅速发布了人事方面的任命: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中统分子选出)

该选举结果由投票选出,任命李书诚为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吴醒亚

党部常委: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杨锦昱、喻育之、汪世鎏、左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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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调统室主任:黄宝实(军衔上校)

湖北省军事特派员兼军队特别党部书记长:汪世鎏

湖北省调统室督察官:蔡孟坚(CC分子、警务系统,兼任武汉行营稽查处副处长),此人曾破获顾顺章案。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驻湖北军事特派员:汪世鎏,韩浚(用于监视军队调度、思想异常等工作)

抗战期间,CC势力和中统调查室被陈诚的土木系势力排挤撤出湖北,任命土木系人员张振国、阮成章等人主管湖北省党务系统。阮成章为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兼全省书记长。此后湖北省政府的党务。政务逐渐中央化。

五.湖南地区,早期由于湖南地区是湘系经营的重点中央委员是什么级别的,CC系和中统很难插足地方党务。从1925年开始,湖南地区国民党的活动主要是在仇鳌先生的主持下展开的。仇鳌本身也是地方实力派,还有刘峙岳等人包括彭国钧、李荣植、雷孟寰、程一中等人为常务委员。从1930年开始,由于改革需要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4路军总指挥何健宣布改用醴陵系成员为自己在党务和政务上的依靠,主要人员有凌璋、曹伯闻、易书竹等人掌管党政事务。CC分子很难打入,直到40年代初期,中统才在湖南省设立了一个调统室。

六.广东地区,这个地方出现国民党党部的时间很晚,这是由于南天王陈济棠的缘故,陈济棠为了巩固自己在广东省的统治势力自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8陆军总指挥、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在1936年以前(两广事变以前)中央的势力是不可以在广东活动的,陈济棠先后成立了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来和国民党中央抗衡,中央势力无法进入广东,1930年陈济棠任命自己的心腹林翼中任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政治部中将主任兼军队特别党部书记长、广东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林翼中长期担任陈济棠部政工人员。林翼中从1925年起历任国民革命军第11师政治部少将主任、钦(州)廉(州)警备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师部书记长,1926年任广州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兼组织部长,1928年任广东西区绥靖委员公署少将秘书长。1931年起任广州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会常委、党部执委兼宣传部部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这个时候广东的党政大权都掌握在林翼中的手中,1932年被选为广东省党部执委等。1935年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次年随陈济棠赴欧洲游历。1937年归国后,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济棠长期任用亲信李翼中、区芳浦二人控制党政。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华南区少将区长兼华南复兴社行动总监张炎元潜入广东,在广东建立了复兴社特务处华南秘查组,张炎元任组长,李崇诗任上校书记(助理),期间曾布置了对胡汉民以及邹鲁、陈济棠等人的暗杀活动,包括监视古应芬等人的活动。1933年奉命监视十九路军的闽变活动。1934年前后张炎元奉命调往华北任华北区区长,严灵峰继任华南秘查组少将区长,李崇诗升任复兴社特务处广东站上校站长,由于李崇诗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蒋的嫡系势力已经打入广东,CC分子对于广东的掌控能力似乎不如黄埔系和复兴社分子。以后CC系几乎无法插足广东的党政活动。在广东活动的其他复兴社-黄埔分子还有邢森洲、张君嵩等人,CC分子有曾养甫、谌小岑。

七.广西地区,广西地区的最为主要的势力是李、白、黄(绍竑)、黄(旭初)的食邑范围,无论是黄埔系和CC分子想要插手广西的事物都是很难的,广西省党部成立后由黄绍竑任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粟豁蒙任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书记长。黄绍竑离开广西以后由黄旭初任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公度为广西省党部书记长兼任此职务至1937年(后王公度被冠以托派罪名被李宗仁处决)期间黄同仇、阳叔葆等都短暂代理过广西省党部书记长职务。控制广西党务的还包括程思远(广西省党部书记长)、韦贽唐(广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万民一(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书记长)、谢苍生等。该地区长期由新桂系控制。

八.山西地区,山西地区准确的来说自然是号称三颗鸡蛋上跳舞的不倒翁(Tumbler dancing on three eggs)的阎锡山的地盘,虽然阎锡山曾经反复强调自己是老同盟会员,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员,从这点上来看他和政学系的张群和中原老贼头张钫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换做你,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这些话不过是说给某些人听的公关话术罢了,要不然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不会派出温怀光、苏体仁、梁培璜、赵承绶等人去和日本人和谈了,也不会发起晋西事变发起反共摩擦了,所以,阎锡山的种种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各方面捡便宜罢了,无非就是为了利益,在日军、共军、国府之间来回坐过山车罢了,这种人没有什么可信任的地方。所以他自然不会欢迎国府的无论是CC的势力还是复兴社的来控制他的政务、党务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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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党务执行委员会)

省党部主任委员:阎锡山,书记长 赵戴文、李冠洋、梁化之

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邱仰浚、南桂馨、赵丕廉、崔廷献、梁航标、杨兆泰、方闻、梁化之、薄毓相、杨贞吉

山西省党部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贾景德

上面的是阎系组织的省党部,接下来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党部:

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中央委员会圈定)

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冠儒(中统调查室主任)副主任委员:乔家才(复兴社特务处山西站长)

党务委员:苗培成(CC分子)、杨笑天(CC分子)、韩克温(CC分子)、胡伯岳(CC分子)

军统分子乔家才是1934年11月前后在西北区区长张严佛的授意下潜入山西境内活动,其他布置的区域还包括西安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兼复兴社特务处陕西站站长。乔家才以太原绥靖公署中校参谋的名义打入阎系内部,监视晋绥军的活动。为什么特务处要打入山西省呢,这还得是西北剿总帮了忙,由于红军东征与陕西红军汇合中央委员是什么级别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随即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的推荐下乔家才、马志超等军统分子打入了号称国民党工作荒漠的西北地区。国民党中央政府势力在30年代中期进入西北地区。当时有传闻称晋军将领李生达突然有意向走亲蒋的中央路线,可能就是受到了复兴社分子乔家才的策应。当然李生达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背叛团体的人阎老西从不手软,把李生达给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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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陕西部分,要说这个地方还有点奇怪,从1930年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就兼任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任陕西省党部书记长(杜聿明的族叔)兼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甘肃宣慰使公署秘书长、陕西省团务总局副局长。这套班子一直持续到1934年,很长时间南京方面的国府无论是复兴社的黄埔系还是CC的中统都无法插手陕西省政府的党务、政务。杨虎城邀请他的心腹李一山、黑宪章(子斌)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南汉宸为省党部组织部部长兼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但是1934年复兴社分子马志超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实际身份是复兴社特务处陕西站站长),这条线是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亲自布置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央的势力进入陕西,西安事变前期陕西省政府的异常动向就是特务处的马志超侦查获得的情报。在1936年以后胡宗南的中央军势力进入陕西以后,胡的心腹兼同乡赵龙文很快以保密局的骨干的身份进入了陕西从事活动,兼任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后来周士冕还兼任过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

十.福建部分,早期福建部分的国民党势力比较混乱,主要有大宗的被号称福建民军的组织,比如卢兴邦、张贞、陈国辉、郭凤鸣等,在1926年以前国民党的势力是无法深入福建地区发展的,还有福建是闽系海军的地盘中央委员是什么级别的,似乎不想让其他人插手太多。在福建的国民党势力主要有刘通、黄展云、方声涛等人,一直到援闽粤军的出现正式任命卢兴邦为福建省三民主义宣传员兼福建宣慰副使、福建省党部特派员。海军司令杨树庄为福建宣慰使兼福建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代行省长职权)、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并且发表陈培琨为福建省党部书记长。1933年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打入福建以侦查十九路军活动为由,分别派王方南、林顶立、严灵峰等人在福建活动,林顶立任驻闽绥靖公署稽查处处长,驻闽绥靖公署张子白任中校书记兼行动队队长,因此非黄埔系人员很少来到福建,几乎没有控制福建的政务和党务,政学系要角陈仪长期担任省政府主席兼党部主任委员。在解放战争期间蒋经国系的“戡乱建国”总队还试图插手福建党务、政务。1949年初蒋经国系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情治组织渗透到了福建,建立了“戡乱建国”福建支队和“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福建办事处,在胡轨的授意下,决定成立福建“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办事处。编制如下:

“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福建办事处

“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福建办事处少将处长陈式锐,“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福建办事处上校副处长兼督查室主任 叶金泰

中校督察队队长 谢剑秋。 少校副队长 杨致中、 王宗福 。 中校指导员 欧阳仁、鲁友梅。

该组织曾在福建一带从事大规模的谍报侦查活动,包括设立闽海检查站,检查货物走私情况,负责人是中校书记陈琛元。下辖一个水上保安队。1949年随着福建的解放而溃散。

叶金泰(1904-1950)福建省海澄县人,结业与福建省党务训练班、中美合作所华安班。1924年到张贞部任中校营长,后历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福建省军民合作指导处处长、同安县参议员、交通警察部队第6总队中校参谋官、“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福建办事处副处长、闽台赣反共挺进军少将司令等职,1950年被捕处决。

因为福建的解放,很快解放军进入,福建的复兴社枭毛森成立“全省应变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就地布置潜伏任务,很快从厦门逃至台湾中央委员是什么级别的,福建的国民党党务、政务随之结束。毛森是最早打入福建的国民党黄埔系发展党务、政务的人,1933年任福建福州警察局特警组主任。

十一.河南部分。河南最早的活动是国民党的前生同盟会开始主持的,主要人物有任芝铭、张钫、宋聘三、刘积学、张仲端、张善屿、刘莪青、李钦五、郭仲隗、石言、蒋峨、马凌甫等人共同主持了中国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成立仪式,任芝铭任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主盟人兼执行委员会主任,张钫为中国同盟会河南副支部长兼河南省军事特派员、秦陇复汉军统领,张云山为河南军事特派员参谋官。任芝铭在早先的时候在河南地方积极策动河南民军进行反正举事,他把重点放在豫西绿林的层面《豫西绿林》(洛阳文史资料第九、十)两册反应的就是这个史实。相关的还曾派出石言、蒋峨、马凌甫等人去做刘镇华镇嵩军的工作。刘镇华本人不是绿林出身,他是妥妥的知识分子(北洋优级师范学堂、保定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后任豫西观察使(后道尹)。关于镇嵩军可见《镇嵩军专辑》(洛阳文史资料第七、八)至于刘积学被作为代表派往上海去与刘基炎、陈伯昂等组织河南北伐军。一直到北伐战争开始的1926年前后,河南方面派出郭仲隗去广州联络。

工作经验:宝博民国时期国民党党部专员是什么职务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书记长又是什么职权

本来河南属于一种触角博弈(Antenna Game)的地带,就以武装势力所属的范围就有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刘镇华的镇嵩军、胡景翼、孙岳的国民2军、国民三军,以及土著的蹚将武装,还有隶属于直系吴佩孚的河南保卫军,由此可见河南一地存在着多股势力的博弈。一般在博弈论当中存在多股势力的交错就是触角博弈。最后河南在北伐过程中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西北军)的地盘,在此基础上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冯玉祥任主席。邓飞黄任中国国民党河南党务整理委员兼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何其巩任河南省党部书记长,余心清任河南省党部组织部部长兼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开封行政学院院长,邓哲熙任河南省党部办公室主任。1930年中原大战打响以后,结局是冯玉祥败北,河南省划归蒋的嫡系刘峙管理。1932年8月复兴社特务处分子刘艺舟进入河南,开始管理河南省党务。刘艺舟先后担任复兴社特务处驻郑州少校通讯员、中校行动组组长、复兴社特务处驻郑州办事处上校主任。1934年任复兴社特务处豫站上校站长,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驻河南省政府调查室上校主任。1937年由于抗战需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战区调查室上校主任,1941年任陕甘豫三省谍报处处长兼河南党部书记长,1943年任河南省稽查处处长。1946-1948年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稽查处处长等职务。1949年1月任河南省保防处处长,后去台湾。

在河南的其他黄埔-复兴社分子还有艾经武、刘茂欣、潘佑强(复兴社河南分社总干事)长期把持河南省政务、党务,甚至还插手军队、政工系统,而这一切都是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展开的,所以CC中统派在河南的势力比较薄弱,但是在黄埔系和复兴社分子中,岳烛远和刘艺舟的矛盾很尖锐,相互排斥。我们知道的是在解放后,河南的复兴社分子岳烛远在潜伏了许多年以后被逮捕了,结果没想到的是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河南党棍、军统巨枭岳烛远。

十二.察哈尔、绥远、热河地区(中国国民党北方区)。为什么把这几个地区放在一起写呢,因为这几个地区的国民党的活动时间特别晚,直到1932年前后才有国民党的活动,国民党对于塞北三省的控制是很薄弱的。察哈尔、绥远开展党务的情况在1926-1930年前后是由晋绥军(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的中央政治会太原分会所展开的,也就是说,党务必须服从军务的安排,1926-1929年绥远方面由李培基出任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个时候由祁志厚任中国国民党绥远分部书记长兼党务整理委员,陈国英任党部训练组织处处长。后来徐永昌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派祁志厚任党部主任委员,陈国英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绥远清党委员会,陈国英自兼主任委员。1929年陈国英任绥远省党部书记长。由于绥远是第3集团军重点经营的地区,所以阎锡山派出了他的心腹赵承绶、王靖国等将领对绥远进行了重点的经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逸大连,1932年重新回到山西,成立太原绥靖公署,但是,实力已经大大下滑,不能再保有绥远、察哈尔。1930年原晋绥军的旁系傅作义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傅作义对于国民党中央的势力是很排斥的,直到1937年抗战前后才允许中央的势力进入绥远。

说一下绥远国民党势力几大人物的结局:

1.陈国英,由于在1930年前后被排挤,遂投靠国民党中央政府加入CC党务系统,但是陈国英与二陈兄弟及朱家骅系统没有渊源,不属中央俱乐部的成员。直到1933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才发表陈国英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绥远调查室主任,1935年任中统华北区区长(任该职至1946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在大陆一溃再溃中央委员是什么级别的,陈国英试图网罗绥远旧部和我解放军开展游击战争,终为形势不许。1949年陈国英携妻及子女去台湾,后在台去世。

2.祁志厚,后来参与过农场的创办活动,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后去台湾。

3.国民党绥远党部的派系斗争。这个桥段值得重点写一下,由于国民党在绥远地区有与其他地方党务开展的不同之处,所以管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主要有本土派、晋系、中央系等三个派系。

(1).本土派,代表人物,克兴额、满泰、经权、白云梯、荣祥、郭道甫、云亨等人。这些人在当地有着强有力的代表作用,大多数都是属于本族的人员,很多人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简要介绍其中的几个人物。

克兴额(1889-1950)汉名包存智,字明远。科左前旗西扎哈气村人,1911年任奉天编译局任通司员,1915年回到科左前旗创办科左前旗蒙汉两等小学堂任学堂监督,1922年当选中华民国众议员议员。1927年由于旧有关系被绥远都统汲金纯任命为都统公署谘议,1929年,克兴额与郭道甫创办蒙古文化促进会任主任秘书负责具体运营事务,1928-1930年期间同时还兼任绥远党部整理委员,负责整理党务。1947年任内蒙古自治区教育部参事,1950年因病去世。

宝博满泰(1883-1934)字子舒,蒙古族,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任中国同盟会绥远分部主盟人兼支部长,云亨任副支部长兼军事部谋略官(后改任参谋长)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城)密谋举事